威海校区环境经济学研究团队成员在《自然-通讯》发表成果论文
空气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快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空气污染已成为居民健康的重要杀手之一。然而漂浮在空气中的污染物，不仅可以通过呼吸系统进入人体，增加居民患病和死亡风险，并且可以直接通过视觉感知影响人们的心理感受和心情愉悦度，降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曾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和探索，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文献多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据，并将调查数据与空气观测站数据进行匹配，以研究空气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是，该研究方法需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收集大量问卷，耗时耗力。由于每个地区的空气污染物浓度范围有限，研究者无法研究浓度范围外的潜在关系。更重要的是，调查问卷手段对客观场景无法控制、无法具体量化个体特征、个体状态差异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环境经济学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外多所大学的学者，使用物理心理学方法研究了空气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者首先构建了空气质量与固定场景数字图像中颜色信息的关系模型，通过使用该模型模拟一组不同空气质量情景下的固定场景图像。然后，进行了实验室的物理心理视觉实验，让受测者观察各种空气污染水平的模拟图像样本，并汇报其心理感受。最后，研究者拟合空气污染与主观幸福感的数据，分析两者的关系。该方法可以使具有固定位置/场景、时间、天气和气候条件的个人主观幸福感数据和空气污染数据完美匹配。而且用于分析数据的物理心理学模型可以消除受测者本身的个体特征，而无需收集可能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个人数据（如当日心情好坏等）。
研究结果表明，受测者的主观幸福感随空气污染的加重而下降，并且两者的关系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在污染物浓度较低时（AQI<150），主观幸福感测量结果还为正，受测者还能表现出正面情绪；当AQI>150时，主观幸福感由正转负。在不同阶段，主观幸福感对空气质量恶化的敏感程度不同：在污染物浓度较低时（AQI<114），主观幸福感随空气污染加重迅速下降；AQI在114和184之间时，主观幸福感仍随空气污染加重迅速下降，但敏感程度略有减小；当AQI>184时，主观幸福感对空气污染的敏感度大幅减小。通过愉悦、期许、担忧、压力、沮丧和恼怒这些指标，也同样可以观测到类似的非线性变化特征。
空气污染物浓度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社会属性会怎样影响主观幸福感与空气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为人父母一般会使其对空气质量恶化更加敏感；在空气质量极好时，女性的主观幸福感略高于男性，在空气质量极差时，女性对空气污染的敏感度略低于男性；年龄较大的群体对空气污染更加敏感；在空气质量较好时，经常带口罩的人对空气污染更加敏感，但在空气质量极差时，不带口罩的人变得更为敏感；越了解污染的危害，对空气质量的恶化越敏感；户外工作时间较少的人群，其主观幸福感对空气质量更为敏感。
社会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受空气污染敏感度的影响
最后，对比中国和英国的观察结果可以发现：在空气质量极好时，中国受测者的主观幸福感更高；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中国受测者的主观幸福感的下降速度比英国受测者快；但当空气质量极差时，中国受测者对空气质量的恶化却变得更为麻木。此外，通过中英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对于经历过严重空气污染的受测者，高龄因素会加大主观幸福感对空气质量的敏感度，然而对于未曾经历过严重空气污染的人群，年龄的影响相对很弱。对于经历过严重空气污染的受测人群，性别对主观幸福感带来的敏感度，相对于未经历严重空气污染的人群要小。对于经历严重空气污染的受测者，在室外活动较少者的主观幸福感对于空气污染更为敏感；而对于未曾经历严重空气污染的受测者，在室外活动时间较长者对于空气污染更为敏感。对于那些认为空气污染比吸烟危害小的受测者，经历过严重空气污染的受测者的主观幸福感对于空气污染的更为敏感。
